作者| 张文静
5月18日是国际博物馆日。
科学博物馆为大众供给了一个了解科学的场所，而科学展览则担任为观众叙述一个个鲜活的科学故事。
策展人朱达一说：“策展人手里就两样东西，一是展品，二是叙事逻辑。能不能讲好故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展品自身的故事性，以及你对故事的发掘程度。”
找好故事与讲好故事，直接关乎科学展览是否能为观众供给与科学邂逅的美好体会。
在国际博物馆日行将到来之际，咱们将目光转向科学展览该怎么找故事和讲故事。
在“全国”展览上展出的《赤道南北两总星图》高精度仿制品朱达一摄
“看菜吃饭”
明崇祯七年（1634年）七月，一幅高2米、宽4.52米的巨大形制的星图——《赤道南北两总星图》制作完结。
星图的创造人员是国际班底——由礼部尚书徐光启掌管测绘、德国传教士汤若望规划、意大利传教士罗雅谷校订，还有许多钦天监的我国学者参加了制图。
图上绘有巨细20幅星图及地理仪器图，还有2篇图说。
图中所运用的数据，承继了我国古代星图的内容，又吸收了其时最新的欧洲地理学的作用，代表了其时星图制作的最高水平。
近400年后，朱达一决心要找到这幅星图。
2018年，他正在为策划的“全国——古代我国人眼中的星空与国家”我国古代地理临巡展寻觅一件重量级展品，之所以盯上这幅《赤道南北两总星图》，是看中了其背面躲藏的意蕴丰盛的科学故事。
“明末，东西方地理学已经有了一些交流，但中西所用的坐标体系不同，我国用的是天极坐标体系，即以北极星为坐标原点，而西方人用的是黄道坐标体系；我国古代设定一个圆为365又1/4度，而西方则是360度。这就导致在地理观测时进行东西方数据比照十分费事。而这幅星图的其间一个前史价值就在于，它出现了东西方地理学的两种坐标体系，针对某个星点可以很容易地进行比对和转化。”
朱达一解说说，“从这一点生发开来，又可以牵引出其时的东西历法之争、东西方几许开展的不同之处、徐光启和汤若望等人的个人命运、科学在其时面对的环境等。一幅星图，足以撑起一个展厅。”
但这幅图并不好找。几经周折，经过我国科技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教授钮卫星和博士周元，总算在梵蒂冈教会图书馆（那里存有汤若望暗里仿制送往欧洲的一个星图副本），获得了原图的高清扫描版别。
据此制作的仿制品被放置在展览的明显方位，招引了许多观众驻足观看。
“策展人手里就两样东西，一是展品，二是叙事逻辑。能不能讲好故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展品自身的故事性，以及你对故事的发掘程度。便是所谓的‘看菜吃饭’，只不过好菜难寻。”
朱达一坦言，其时为了做古地理展览，他和他的策展团队基本上把我国古地理科学和仪器中相关的可视觉化出现的内容尽可能多地进行了发掘。
从敦煌研讨院、姑苏文庙到大英图书馆、日本千叶大学图书馆，遍地收集，然而能实践找到的展品并不多。
“纯科学的内容很少，形象化后能出现转化成展品的内容就更少，所以有些不得不与文明结合，有些资料还得重新去拍照，比方我国各地的星空拍摄，其实是很难做的。”
展览中的物与人
“好菜难寻”，或许与我国短少以前史保藏为主的科学博物馆有关。
清华大学科学史系教授吴国盛曾多次说到，在西方国家，广义的科学博物馆包含天然博物馆、科学工业博物馆和科学中心三种类型，狭义的科学博物馆往往专指科学工业博物馆。
而在我国，只要以保藏动、植、矿等标本为主的天然博物馆和没有前史保藏、只展出互动展品的科学中心两类，而漏掉了保藏、展示科学仪器、技能创造、工业设备等的科学工业博物馆。
“所以，除了单个专题类天然博物馆藏品较为丰厚之外（例如自贡恐龙馆），咱们的科学仪器等藏品是十分匮乏的。”朱达一表明。
近几年，吴国盛调查过全球许多科学博物馆，特别重视有前史保藏的科学博物馆，其间许多博物馆让他形象深入，比方佛罗伦萨的伽利略博物馆、巴黎的工艺博物馆、伦敦的科学博物馆、底特律的福特博物馆。
“它们都有自己绝无仅有的前史保藏，让人回到科学史上那些巨大的时间。比方，伽利略博物馆里伽利略亲手制作的望远镜，巴黎工艺博物馆里帕斯卡规划制作的机械计算机、拉瓦锡运用过的试验仪器，伦敦科学博物馆里斯蒂芬逊创造的第一台火车头、瓦特蒸汽机，都很棒。”
关于科学中心，吴国盛形象最深入的则是美国旧金山的探究馆。“因为他们展品的原创性，我国科技馆里的展品，大多数都是从这个当地学习的。”
除了前史保藏的要素之外，一场科学展览能否办妥还与办展的人休戚相关。
吴国盛介绍说，现在国内科技馆的策展都交给商业公司来操作，自己没有才能也不愿意做。
他直言：“商业公司做得比较好的，是学习了国外的先进经验；差的，连学都学不会。”
而据朱达一的调查，一个现存的问题是，并不是一切天然博物馆、科技馆都有专业团队来担任编撰展陈纲要等策展作业；二是博物馆作业人员和商业展览公司很难达到有用交流、密切合作，导致学术内容、展陈作用和商业利益之间难以达到平衡的状况。
另一个问题是，在国内，科学类展览的独立策展人是极端稀疏的。
“因为科学类独立策展人的构思劳作很难被量化，比方前期的广泛调研、供给线索、寻觅展品、发掘故事等作业，关于整场展览是很重要的，但这些劳作的价值往往被小看和轻视。在这个圈子里，独立策展人还没有找到适宜的生态位。”朱达一说。
即便如此，吴国盛仍以为，关于科技馆来说，“千馆一面”也并不是什么特别不能容忍的坏事，这是由科技馆自身的性质决议的，从全国际规模来看，科技馆（也便是西方的科学中心）都是迥然不同的。
而在展陈方面，我国的科技馆遍及比较考究且奢华，和西方发达国家比较并不差。
在他看来，现在科技馆的首要问题并不在展陈，而在供给亲切友好的观赏界面上。
科技馆应该更为观众考虑，更有服务认识，要吸收真实酷爱博物馆工作的人来参加建造。在展陈上，他以为，科技馆应该走商业化路途，培养我国的互动科技展品工业，“比科技馆自己做强”。
回归调查者的原点
尽管科技馆的“千馆一面”在某种程度上无法防止，但在天然博物馆的展览及其他主题科学展览等方面，仍是有一些展览供给了独具特色和特殊想象力的优异事例，可供咱们参阅学习。
2019年是阿波罗登月50周年，包含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法国巴黎大皇宫、挪威奥斯陆的海涅·昂斯塔德艺术中心等全球各大博物馆都推出了专题展览。
让朱达一形象深入的一个展品来自瑞士苏黎世美术馆。
这个展品模拟将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作为信号发射到月球上，然后以摩尔斯电码的方式接纳回来，再把它转化成一个曲谱演奏出来。
成果发现，因为月球的地势等原因，这首曲子丢掉了许多的信号。对《月光奏鸣曲》很熟悉的人，一听就知道里边短少了许多音符，而这些音符反映了在往复月面传输进程中的信号丢掉。
在天然博物馆中，朱达一对荷兰阿姆斯特丹的微生物博物馆尤为欣赏。
它是全球第一家，也是仅有一家致力于介绍与研讨“微生物国际”的天然科学博物馆。
在进门前，它就为观赏者设置了一个风趣的欢迎仪式——用生物扫描仪对人进行全身扫描，并在屏幕上显现人身体遍地的微生物散布。
其展厅犹如一个大型生物试验室，陈设着上千个玻璃培养皿，其间生活着约700种微生物，按物种演化先后顺序排列，供人们用显微镜调查。
该博物馆还规划了很多的人机互动体会。
人们可以把手机放进培养皿，看到自己每天与手机上的上千种微生物进行互动；名为“接吻零距离”的小设备，可以让人们直观地看到在一次接吻进程中，两人所交流的微生物的惊人数量。“他们让科学活了起来。”朱达一说。
在瑞士日内瓦天然史博物馆，朱达一看到，整个蜂巢被搬到了展厅里，乃至死掉的老鼠都被放置在玻璃箱里，让其被啃食和腐朽的进程原原本本地出现出来。
尽管有些“重口味”，但在朱达一看来，这表达了一种理念，那便是调查、记载、描绘天然是人的天性，而科学展览必定要回归人的赋性，回归人作为调查者的原点。
“我期望观众来观赏我策划的展览时，可以回到天然现象、科学原理发作和被发现的那些时间，真实去感触发现天然和科学的进程，从而对天然和科学发生一种猎奇心。”朱达一说。
当被问到科学展览的策划应带着怎样的意图和任务时，吴国盛的答复是， “展示科学精力、科学方法，呵护和激起观众对世界奥妙的猎奇、对科学真理的寻求”。
《我国科学报》 （2020-05-14第5版 文明）
修改 | 赵路
排版 |郭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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