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物之中，莫灵莫贵于人，然莫愁苦于人。鸡鸣而兴，夜分而寐，十二时中，纷纷扰扰。役筋骸，劳志虑，口体之外，仰事俯畜。吉凶庆吊乎乡党闾里，输税应役于官府边戍。十室而九不足，眉颦心竭，郁悒而不得舒;七情之发，不中节而乖戾者，又十常八九。得一二时安身于枕席，而梦寐惊惶，亦不稍安。
朝夕昼夜，起居寐悟，一心百骸，常不得其和平。所以无疾而呻吟，未半百而衰。于斯时也，不有解尘网，消世虑，熙熙皞皞，畅然怡然，少导欢适者，一去其苦，则亦难乎其为人矣!此圣人所以作乐以宣其抑郁，乐工伶人之亦可爱也。
他是较早认识到戏剧对于观众心理补偿作用的人。世事艰难，大众生存不易，终日奔波于江湖之上，人生愿望和现实之间存在巨大距离，戏曲无疑是一种很好的精神调节剂。所以“乐工伶人之亦可爱也”。那么，“可爱”的“伶人”主要就是女伶吗?答案是肯定的。胡祗遹《黄氏诗卷序》提出了著名的“九美说”：
一、姿质浓粹，光彩动人;二、举止闲雅，无尘俗态;三、心思聪慧，洞达事物之情状;四、语言辨利，字真句明;五、歌喉清和圆转，累累然如贯珠;六、分付顾盼，使人解悟;
其中强调的各种素质无疑主要针对女伶而非男伶。再者从文献上看，女伶在整个元代舞台上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地位。所以能够给大众带来“作乐以宣其抑郁”的主要是女伶。
元杂剧中的女伶大多兼操妓业，无疑存在满足观众性欲的可能性。贵族和大众都能从杂剧演出圈子里寻找肉欲的满足，但有很大不同：贵族社会地位高、权力大、经济力量强，所以可以较为容易地占有女伶的肉体，在现实层面上满足自己的性欲。但他们作为政治和道德的符号必须有所收敛。既然情色欲望多能在实际中解决，自然不需在其批评观念中大肆张扬和释放;即便释放，也会有所顾忌。
大众的情况则相反：他们社会地位低下、没有权力和经济力量，也就缺少占有女伶肉体的能力和机会，难以在现实层面上满足而多“意淫”;且处于糟糕境地的他们没有多少顾虑，教育的欠缺也使之无视分寸的存在。所以他们对女伶情色的追求就会在其观演和批评中加以释放，且释放起来极为自然，无所畏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