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延汉简
居延烽燧遗址中出土的书本。年代约自西汉武帝末年(公元前1世纪初)至东汉中叶(公元2世纪初)。烽燧为汉张掖郡居延、肩水两都尉所辖，遗址坐落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和甘肃省金塔县。
居延汉简是继敦煌汉简之后发现的最重要的汉代边塞屯戍文书。在内容和数量上都大大超过了敦煌汉简，为汉代前史的研讨拓荒了一个新的范畴。
居延汉简
居延汉简的发现第一次发现于1930年，由西北科学考察团开掘收集。出简较多的有10个地址，按原编号摆放如下：宗间阿玛(A1)63简、破城子(A8) 4422简、瓦因托尼(A10)267简、博罗松治(P9)346简、(A21)250简、布肯托尼(A22)83简、查科尔贴(A27)93简、金关(A32)724简、地湾(A33) 2383简、大湾(A35)1334简，别的还有20个地址也发现少量书本。总计约发现10200枚左右，现藏台湾省“中央研讨院”。
第2次发现在1972～1976年，由甘肃居延考古队开掘收集，破城子出土7865简，甲渠第四燧出土195简，金关出土11577简，3处合计19637简，再加上其他地址零散收集的，总数已近2万枚。现藏甘肃省博物馆。
居延汉简
居延汉简的内容
绝大部分是汉代边塞上的屯戍档案，一小部分是书本、历谱和私家函件等。最早的编年简是西汉武帝征和三年(前90)的。因为各遗址的性质不同，所出土的屯戍档案简册的内容也不尽相同。一般亭隧遗址中出土的案卷数量不多，并且仅限于与本亭隧有关的案卷。
候官或都尉治所的案卷，数量多，内容丰富，包含了整个辖区中各亭隧的有关档案。这些档案可分两类，一类是各种挂号和计算簿籍，另一类是各种公函文书。归于簿籍类的有各种名籍，如吏卒名籍、吏卒廪名籍、卒家族名籍、卒家族廪名籍、吏奉赋名籍、秋射赐劳(或夺劳)名籍等;有专门记载吏卒日常作业的“作簿”和“日迹簿”;有专记传递公函函件的“邮书课”;有计算各亭隧军事装备状况的“守御器簿”、“折伤兵簿”和“戍卒被簿”;有记出纳金钱和粮谷的 “收支簿”或“食簿”等;有“驿马名籍”和“驿马阅具簿”;在候官治所还有所谓“诣官簿”，即其部属各亭隧士吏诣官就事的挂号簿;在关卡遗址中还出土有吏民收支关的挂号簿和过所、符传等。这些簿籍都各有书写格局，按规则的内容填写。
各种公函文书中有诏书、檄书、牒书、律令、品约，以及劾状、爰书等。这些简册本来都是按类归档的书卷、书案和簿录，但在出土时多已编纶散断，次第零乱，有些已被当作废物倒在遗址的一角;也有坚持簿册原状的，如查科尔帖出土的“永元器物簿”。经过科学的考古开掘，依据简册的形制和内容，能够康复册的类别和原状。
居延汉简
居延汉简的收拾与研讨
居延汉简第一次发现后，由马衡，向达、贺昌群、余逊，劳幹等拍照相片和考释简文。1943～1944年，出书劳幹的石印本释文及考证。1949年出书铅印本释文，图版则迟至1957年才在台湾出书，但并未宣布简的出土地址。1931～1959年是居延汉简研讨的第一阶段。除了考释简文之外，多结合简文内容作前史考证，一起也对汉代边塞上的屯戍准则等作了某些研讨。从1959年《居延汉简甲编》出书，至1980年《居延汉简甲乙编》出书曾经，是居延汉简研讨的第二阶段。
因为《居延汉简甲编》宣布了1914枚简的出土地址，推动了研讨作业的发展，开始区分了不同地址的简，从研讨单个的简，扩大到研讨成册或同类的简，使恢复各类案卷的研讨日益深化。在研讨办法上，从第一阶段以文字考释为主的研讨，转入了对簿册形制造考古学的研讨，对简的内容从屯戍档案的视点作全面的收拾与剖析，使居延汉简的研讨水平大幅度的提升了一步。
